林宛霞-实践大学
文学院2011级新闻系本科，2013年2月赴世新大学交流

脑海里装载着台湾电影的画面与声音，飞往台北去。刚下飞机，肌肤与迅速聚拢于肢体四周的空气分子碰撞，并没产生些许异样的感觉，大概都在北回归线附近，气候相差无几，同样的潮湿与温热，没有不适。各地的机场建设大都循了现代化的路子，从哪儿能寻出点本土的味道来？大概是标识一律转成了繁体，个别换了个表达方式的陌生语汇自觉主动地抢先跳入了眼中。而最终让我确信，2个小时的航程过后，我已身处海峡对岸这个事实的，是身边浓重饱满的台湾腔；一如前年初到长春报道时，瞬间被东北话包围的错愕，极具喜感。像穿越剧里的女主角，剧终时才发现自己不过是在拍古装戏的剧组里耍了一圈，我也怀疑了自己是不掉进了台剧里。

此后的一周，我大概处于一种小心翼翼的状态，仔细地摸索着在这边生活的规则。即便是走在路上，也是体内的侦查系统全开。先是要认路，而对于一些陌生化的细节，有时也不太好意思在路上逮着个人就“不耻下问”，都会尽量地在过往的生活经验里找对照，或是观察周围的人都怎么做，再自行理解与模仿。而在我第一次乘捷运（相当于大陆的地铁）的时候，就仓促地发现了一个让我叹服的事实：这边的人上下手扶梯时，都很自觉地靠右站好而留出左边的通道，让赶时间的行人能更快出站。不免想起在广州搭地铁，尽管手扶梯附近的话筒循环往复地播报：“请靠右站稳，左侧通行。”但大家出了列车总会一拥而上，多是每一层阶梯上并列站了两人，谁也挪不开步子。而在台北，到人流集中的站点见此景象更觉惭愧，好几条并列延伸的手扶梯，无一不是这般喋喋有序，像每个人都事先约定了步调和节律。当然这节奏也有被打破的时候，当左侧的通道被堵住了，后面的人会变得焦急，频频探头张望，或企图提醒前面的人借过。有一回是一个年轻妈妈领着小孩在我左边走过时被堵住了，妈妈转过头义正言辞地对小朋友说：“不知道是谁那么不守规则！”原来，当有小朋友在场时，家长会更强调规则一说。

而在台北还有另一种体会，不知该不该被划入“规则”里。记得刚上初中时，和妈妈去商场买东西，付款后到服务台开发票。受理的是一个年轻女孩，妈妈递上小票后不一会儿，服务台后甩出来一张发票，整个过程谁也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。我当时挺生气，觉得我们又没惹到你，干嘛一直黑着脸还一副不耐烦的样子。妈妈说：“人家也上了一天班了。”后来我还幼稚地对我妈宣布了我的决定：我以后一定不要做单调重复而没有创造力的工作，不然会把自己变烦的。记得那时香港TVB做的一条公益广告被引用的颇为广泛，刘德华在最后用粤语略带调侃地说：“今时今日，咁既（这样的）服务态度系唔够嘎（是不够的）！”其实我也不太记得，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自小生活的城市，在我从店家手中接过东西说谢谢之后，遇到的会对我微笑或回一句谢谢的人，似乎越来越少了。而在台北呢？店员接过顾客支付的新台币时，把物品交到顾客手中时；顾客即便没有消费就离开时，“谢谢”总要被不厌其烦地提及好多次。不单是服务行业，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，似乎都习惯了将“谢谢”挂在嘴边。和陌生人或朋友的每一次短暂交集末尾，多数是以“谢谢”作结。不知是因为这边信教食素的人多，普遍人心向善而有人情味的缘故，还是说是受了日本殖民时的潜移默化，也很注重待人接物时的礼貌得体？说谢谢会不会也算是他们规则的一种呢？有趣的是，曾有台湾朋友不同意我后者说法，他说：“日本人那是有礼无体啦。”我想，他的意思是，要我充分相信台湾人在说谢谢时，背后的真诚与善良。

其实在台北生活，会有许多细微的差别需要适应。像每晚有固定的时间点，垃圾车会开到回收点，这时你要提着三袋用指定垃圾袋装好的，分好类的垃圾出现：可回收、不可回收和厨余。而可回收的垃圾也有仔细的划分，还要经过排查，像我就遇到几次：“今天周一啊小姐，周一不回收瓶子的，逢二四六才收吼。”而这时总要说上好几句“不好意思啊！”来弥补尴尬。

不知道我将这所有的细节定义作“规则”应不应该？但若不曾在台北生活，这些与我原有生活习惯擦碰出的粗糙感，大概无从想象。是啊，人在何种环境下生活，就容易在何种程度上被塑造。即便打破规则的人并非有意，也会马上被判断为外来者。还真十分有趣。